士大夫

「士」及「仕」重定向至此。關於士的其他意思,詳見「士 (消歧義)」。
明朝士大夫畫像
韓國士大夫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琉球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官吏之統稱。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證。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至於「士人」,一般是指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1]

詞義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士」於殷商、西周時,和平時期任官吏,爭戰時為兵卒,文武相通。戰國時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復有保衛國家的責任,演變為文人、官僚性質,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2]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3]

特點

地位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4]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5]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6]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7]

功能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8]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9]

理想的「士大夫」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宋代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

中國

先秦之士

」,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專業與知識分子的統稱。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論標準的是孔子。《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就是說,重視道德操守、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可以稱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對「士」的分辨更為詳細,他所謂「古之仕士」「古之處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對士最明確的要求是「從道不從君」。士參與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仁義之道為依歸。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確立的基本士則:士志於道。[10]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可以是「俠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春秋戰國群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準,泛指具有一定異於常人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士族」之列。如: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馮諼客孟嘗君、蘇秦連橫等。

漢代至唐代

西漢儒生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各代上的主流哲學。(注意: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來報效君王和國家。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舉孝廉」往往是選拔官員的標準,而考試不是必須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1]

魏晉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在權勢與道義發生衝突時,一定會「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12]

宋代

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如此,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這一群體應該說在宋代正式形成了。[13]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14]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15]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6]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17]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18]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19]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0]

元明清

 
明朝科舉考試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進一步強化、發展了儒家思想,占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學而優則」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影響

消亡

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科舉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著士大夫階層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不僅標誌著科舉制度的千年絕唱,更對中國的教育、文化產生了重大改變。

後人評價

  • 中國歷史學者周非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來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講究理念原則的「士」,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策士」;秦漢以後,再由「策士」蛻變為皇權服務的「謀士」;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謀士」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進士」;元明以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的治國本領、道德修養、獨立思考等,又進一步沉淪[21]周非詳細審視先秦以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22],然後斷言: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其實是一部獨立思考、學術研究、道德修養多方面的沉淪史。

注釋

  1.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2.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3.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4.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5.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6.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7.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8.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9.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10. ^ 「士君子」的清流遺風
  11.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12. ^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13.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14.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15.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16.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17.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18.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19.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20.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21. ^ 周非/著,《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遠流出版社,2012年4月,第40~41頁。
  22. ^ 其在《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書裡審視先秦諸子、賈誼董仲舒陶淵明李白、蘇東坡、朱熹、王陽明、唐寅李贄方以智黃宗羲等數十位知識份子。

參見

參考書目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閻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閻步克. 《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