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

湘軍火槍隊
湘軍所有者曾國藩

湘軍,或稱湘勇,清代為鎮壓太平天國,由長沙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曾國藩姻親羅澤南家族、新寧江忠源家族等統領的鄉勇合併而成的軍隊。

初創時募水勇五千人,分為十營,其中在湘潭募水軍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為營官,衡州募六營,以成名標、褚殿元、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為營官;陸勇五千餘人,以塔齊布、周鳳山等為營官。水路以褚汝航為各營總統,陸軍以塔齊布為諸將先鋒,合計員弁兵勇夫役一萬七千餘人。[1]後期名將包括李續賓、李續賓長子李光久鮑超吳大澂。曾國藩統領湘軍與清廷湖南巡撫駱秉章是合作的關係。左宗棠原是駱秉章麾下,後自成一軍,與曾國藩湘軍、湖北胡林翼軍隊並列,被視為廣義上的湘軍。

湘軍歷經太平天國捻軍甲午戰爭,1895年3月被第1軍 (日本陸軍)第2軍 (日本陸軍)牛莊鎮 (海城市)田莊台鎮圍殲,李光久隻身逃出牛莊,湘軍後逐漸解散。

起源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瑤民雷再浩以青蓮教名義在湖南新寧崀山起事,江忠源組織團練鎮壓叛亂。咸豐元年(1851年),江忠源奉命赴欽差大臣賽尚阿廣西軍營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旋迴鄉募勇500赴桂,號楚勇,為家鄉子弟兵之始。1852年,太平軍進湘,湘鄉羅澤南別立湘勇,保家衛國,為湘軍之雛形。

1853年初正值朝廷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湖南雙峰[2]曾國藩丁憂在籍經郭嵩燾力勸,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他將湖南各地團練整合成湘勇,形成了書生加山農獨特的體制,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要軍事力量。滿清朝廷雖然對地方漢族武裝極度不信任,但礙於形危急,不得不倚重於湘勇。

 
蘇元春(1844年——1898年)傳統清兵戎裝,清末湘軍名將,廣西提督。

1854年初編練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萬七千人,人稱湘勇(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荃率湘勇攻克安慶後,朝廷才改稱湘勇為湘軍),兵隨將轉,兵為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3]撰寫《湘軍志》的王闓運曾評論湘軍:「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4]羅爾綱《湘軍人物表》統計,可考的156名湘軍將領中,湘籍者多達130人,占83%。創建湘軍的目的是保衛家園,與太平軍的戰鬥是一場家園保衛戰爭,「用諸生討訓山農。號日湘軍」。事實上,太平軍與湘軍都有很多湖南人,太平軍更以湖南湖北人為主,太平天國戰爭的雙方太平軍與湘軍從某種程度講是兩湖人自己的戰爭。

隨著湘軍兵勇不斷損耗,隨時需要補充兵源,咸豐七年以後,湘軍各部大量招募老勇,甚至包括太平軍降兵,咸豐九年太平軍降將韋俊楊載福投降,胡林翼即指示將韋俊部「強壯者數千」編為義勇五,湘軍在長久發展中,士兵的素質起了變化,「新集之兵,莠民之貪惰者爾」。晚期的湘軍與八旗、綠營已無區別,屠城暴行甚有過之。[5]

主要活動

湘勇首戰於靖港被太平軍擊敗,屢敗屢戰,在湘潭獲得大勝,由於戰功卓著,轉戰江南各省,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極盛,三河之役,李續賓部被殲滅,「湘鄉處處招魂,家家怨別」[6],銳氣頓減。胡林翼哀嘆道:「此番長城頓失。……以百戰之餘,覆於一旦,是全軍皆寒,此數萬人,將動色相戒,不可復戰。」[7]

咸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江南大營被攻破,欽差大臣和春戰死,湘勇成為清政府唯一的主要力量,曾國藩被授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湘勇大力擴充,號令統一。咸豐十一年湘軍中發生朱品隆、唐訓義不支援友軍的事情,曾國藩嘆此風一開,湘軍不復再用。[8]1861年9月陷安慶。1864年7月,攻破天京,人數達到十二萬人,當時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迨粵匪、捻匪、回匪之禍,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9]

曾國藩在攻下南京後,惟恐清廷疑忌,立即遣散湘軍,改建為長江水師,其支系仍在安徽鎮壓捻軍。曾國藩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1862年改用李鴻章編練的軍隊,以淮南地主團練為基礎,故稱淮軍。

清政府在團練的基礎上發展地方軍,形成了「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力量,不管是湘軍或淮軍皆以「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方針,一改中國自北宋以來「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軍事準則,形成了地方武裝勢力。

湘軍在台灣

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緒21年(1895年),先後赴台戍台的湘軍約2萬餘人,成為台灣抗擊法軍侵略者的主力。抗法戰爭結束後,尚有1萬3千多名湘軍在劉銘傳的統率下參加了台灣的開山撫番。中日甲午戰爭後,簽立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有近萬湘軍不願內渡,與台灣人民一道反抗日軍進台。湘軍在台灣歷次抵抗外國侵略者和戍防中作戰陣亡或身染瘴癘死亡的官兵達數千人之多。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在數次上書反對割台終未能阻擋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後,便積極支持台灣人民抗日,但日本偵知中國督撫中有人暗中支持台灣人民抗日後便照會清廷嚴厲制止。後清廷旨令禁止督撫大員援台,謂「免滋口實」……劉坤一乃被迫放棄援台行動,遂使台灣的抗日鬥爭陷入孤立狀態。

名臣和幕僚

湘軍在平滅晚清的各地農民暴動中迅速成長,使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中興將相什九湖湘」,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台的主角。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15人,位至巡撫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不勝數。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投入到曾國藩麾下,還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師、科學家(如李善蘭徐壽容閎等),當時他的幕僚多達三四百人。

除了曾國藩外,還有曾國荃左宗棠李續賓羅澤南彭玉麟郭嵩燾李鴻章劉坤一等等人物,成為晚清歷史顯赫的一頁。後來的洋務運動也主要由湘軍人物一手發起。左宗棠因為收復新疆的壯舉,更是被譽為民族英雄。

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被史學界稱為「中興三名臣」。

歷史學家郭廷以言:「湘人『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

主要湘軍人物(包括由湘軍發展到淮軍的人物):

湘軍司令部

曾國藩坐鎮之湘軍司令部於1853年起設立於安徽祁門,與太平軍悍將古隆賢賴漢英在此形成膠著對峙局面,數次幾遭到古賴攻破,皆靠彭玉麟力救司令部方轉危為安;至1861年9月收復安慶,曾國藩乃將司令部遷搬至安慶,準備進攻南京。

影響

湘軍攻克南京之後,曾國藩大有問鼎中原之勢,據稱彭玉麟派人給曾國藩送來密信:「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10]此時清廷在軍事上開始防備曾國藩,並採取一系列軍事措施。例如以馮子材領兵駐鎮江,都興阿駐軍和州,富明阿兵陳揚州,官文據守武昌,僧格林沁奉命剿安徽境內的捻匪,實則防範湘軍。曾國藩經再三考慮,將大部湘軍裁撤,僅左宗棠小部、李鴻章淮軍部、和湘軍水師留下。

評價

對於湘軍的歷史定位,歷來都有很大爭議。有人認為湘軍是幫助了滿清政府,消滅了農民起義軍,維護了專制皇權的統治。湘軍所發展的淮軍人物李鴻章作為眾多不平等條約簽訂者,更是被部分人看做民族罪人。洋務運動也沒有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湘軍與淮軍在清末開始變質,後來成為割據一方的北洋軍閥,譚延闓程潛都是湘軍出身。章太炎甚至認為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表現他對助清廷屠殺漢人的愧疚之情。[11]

湘軍長期缺乏穩定的餉源[12],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稱「水師、鮑營、義渠各營尚欠十二三萬兩」[13],只得縱容官兵掠奪財物,以維繫軍心,在攻破九江之後,「屍涌長江水不流」[14]。湘軍軍紀最壞要屬曾國荃的吉字營與鮑超的霆軍。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國荃部攻陷天京,施展殺戒,「沿街死屍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15],「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16]彭玉麟痛恨曾國荃的殘暴,兩次勸曾國藩殺弟以大義滅親,又指責湘軍紀律日壞、曾氏治軍無方。曾國藩回信說:「舍弟並無管、蔡叛逆之跡,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是?」又說,「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聾聵不至於此。」[17]鮑超雖作戰勇猛,但軍紀敗壞,郭嵩燾說他「所過殘滅如項羽」。[18]陝西巡撫劉蓉曾寫信給曾國藩,慶幸「霆軍」不入陝:「鮑軍無意西來,所過又多殘暴,誠不願其復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則困苦尤所難堪。」[19]搶掠與放縱卻嚴重的削弱了湘軍的戰鬥力,更堅定了太平軍決戰到底的決心,湘軍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例如李續賓部在九江屠城後,在三河被太平軍全殲[20],又如南京城破後,李臣典「戮絕妖男,虜盡良女」,日夜宣淫,一夜「連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說晚期的湘軍在腐敗已經超過了綠營,「大都帶勇專為牟利,其虛籍克餉,智計百出,視綠營又加厲焉」[21]。湘軍將領中,「朱品隆、唐義訓、李榕諸將皆以持重不戰,全軍為上,及李續宜諸將成大吉、毛有銘等,專求自全。湘軍鋒銳始頓」[22]。曾國藩深知湘軍已是強弩之末,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由,主動向朝廷請旨裁減湘軍。

肯定湘軍的學者認為消滅太平天國是正確的。太平天國自身也並非能夠改變傳統社會模式,其宣布的「天朝田畝制」一套根本無法實行;太平天國的將領貪圖享樂,爭奪權力,實際與滿清統治者無異。湘軍的出現也客觀上讓滿清政府的軍事和政治權力落入漢族,中央政府的權威極大地弱化,和民國初的軍閥也有淵源關係。洋務運動雖然沒有改變中國淪落的狀況,但至少讓中國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使政府和人民懂得要學習國外先進科技和思想。洋務運動也帶來了許多改變,如選派留洋學生,建立北洋艦隊等。後來左宗棠收復新疆,也是湘軍人物的一大功勞。同治陝甘回變,後來主要靠湘軍鎮壓住,避免了更多漢人被害,但也造成陝西回民人數減少90%以上,最終破滅了回民要建立黃河以西伊斯蘭國家的企圖。

注釋

  1. ^ 《曾文正公全集》年譜卷三
  2. ^ 於台灣苗栗縣[[銅鑼鄉 (臺灣)|]]也有一雙峰山
  3. ^ 蕭一山《清代全史》:「湘軍將領之服從曾國藩。在道義不在統屬。」
  4. ^ 王闓運:《湘軍志》卷 15 《營制篇》, 1875 年成都官書局刻本。
  5. ^ 曾國藩寄曾國荃信:「屠城以泄其憤,迪庵(李續賓)在九江亦是如此辦法」(《曾國藩全集家書一》
  6. ^ 《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八《復左季高》
  7. ^ 《胡林翼全集·書牘》卷10
  8. ^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七《批唐桂生稟》
  9. ^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一,薛福成:《敘團練大臣》
  10. ^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
  11. ^ 章太炎《檢論》:「既振旅,始為王船山遺書,可謂知悔過矣。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改也。」又指出,「衡陽遺書數十種,素未現世,實國藩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傳,以為國藩悔過之舉也。」
  12. ^ 王闓運《湘軍志》〈籌餉篇第十六〉中述及:「湘軍起貧苦、同飢餓,轉戰五千里,餉皆自釐金給之」。
  13. ^ 《胡林翼集》二,第172頁
  14. ^ 彭玉麟:《克復九江屠城》
  15. ^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
  16. ^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
  17. ^ 《書信·復彭玉麟》
  18. ^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1冊
  19. ^ 劉蓉:《養晦堂文集》卷7
  20. ^ 洪均:《湘軍三次屠城考論》
  21. ^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譜》卷四
  22. ^ 王闓運:《湘軍志·江西篇》

參見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