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重定向至此。關於同名的第十世德木活佛,詳見「德木·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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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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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35-07-06) 1935年7月6日(81歲)
第十六繞迥木豬年五月五日
 中華民國青海省同仁縣達澤村[註 1]
坐床 1940年2月22日
第十六繞迥鐵龍年一月十四日
西藏拉薩布達拉宮

法名 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師松旺覺聰巴密白德青布
含義 文殊尊者語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總攝三界無敵軍具足吉祥賢德尊[2]
藏文 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俗名 拉木頓珠
藏文 ལྷ་མོ་དོན་འགྲུབ་

父親 祁卻才仁
母親 德吉才仁
簽名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簽名

丹增嘉措藏文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藏語拼音:Dänzin Gyaco威利Bstan-'dzin Rgya-mtshoTHLTenzin Gyatso,1935年7月6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生於青海省同仁縣,兩年後被認定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繼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先後由五世熱振活佛、三世達札活佛攝政。他於1959年藏區騷亂後離開西藏,流亡印度,在達蘭薩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並且在全世界各地宣傳涉及藏人權益的話題,同時本寂天菩薩「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終生苦」的精神,致力於為世界各地民眾,包括漢族,講解藏傳佛教。2011年宣布將一切政治權力移交由流亡藏人投票產生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藏傳佛教格魯派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於1989年因為為西藏自由與維護西藏人的歷史文化遺產所作出的和平非暴力的努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早年生涯

 
丹增嘉措出生地達澤(虎嘯村)
 
兒童時期的丹增嘉措
 
幼年時期的丹增嘉措

1935年7月6日,丹增嘉措出生在藏族傳統意義上安多地區東北部一個名叫「達澤」的村莊中(今青海省湟中縣南四十里祁家川),原俗名「拉莫頓珠」。[3]該地區處在的回族軍閥馬家軍的控制之下,在中華民國行政區劃上屬於青海省轄境之內。丹增嘉措出生於農民家庭,他的父親名祁卻才仁,母親名德吉才仁。在村子大約20個農民家庭中,他們屬於中等富裕。他們僱傭一些漢族工人種植一些大麥、蕎麥、馬鈴薯等農作物,生活不穩定。拉莫頓珠是十六個孩子中的第五個,最大的孩子是他的姐姐次仁卓瑪,比拉莫頓珠大18歲。[4]他最大的哥哥名土登晉美諾布,已被認定為當彩活佛。他其他的兄長包括二哥嘉樂頓珠、三哥洛桑三旦,均為「承願轉世者」。

拉莫頓珠大約3歲的時候,噶廈尋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他塗了香料的遺蛻,趺坐接受瞻仰期間,發現他的頭從朝南轉向朝東北。緊接著,一位高級喇嘛看到一幅觀境。他在藏南聖湖拉姆拉錯,清楚地看到水裡三個藏文字母:ཨཿ(Ah)、(Ka)及(Ma),浮現眼際。接著出現下列影象:一幢三層樓寺廟,有綠藍色與金色屋頂,以及一條到山上的小徑。最後,他看到一件有怪異造型導水糟的小房子。所以尋訪團在安多發現了一個類似的房子後,廣泛搜尋目標,他們找到這個孩子,尋訪團攜來許多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個人用品,混雜了一些他沒有用過的相似物件,小孩總是正確無誤地認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用品,並說「這是我的,這是我的」。[5]

在被迫付給時任中華民國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大批贖金後,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團在青海馬元海師長的護送下,帶著拉莫頓珠於1939年夏天啟程前往西藏拉薩[6]。幾個月後,拉莫頓珠到達拉薩。冬季,拉莫頓珠進入布達拉宮,被確認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並起法名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師松旺覺聰巴密白德青布」,簡稱「丹增嘉措」(通常稱他為藏傳佛教「如意寶」,或「隨求滿願」)。稍後,在拉薩大昭寺為其舉行剃度儀式,受沙彌戒。[7]

1938年,早在拉莫頓珠到達拉薩之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主任吳忠信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事宜,經國民政府批准,拉莫頓珠免予金瓶掣簽。但後來西藏流亡政府聲稱吳忠信並未實際主持轉世事宜[8],拉莫頓珠的坐床儀式通過西藏攝政和民眾大會完成。[9]

達賴喇嘛生涯

1950年前的學術生涯

1941年,塔湯仁波切成為幼小的達賴喇嘛的攝政。同時,達賴喇嘛也開始要接收僧侶的教育。其所學課程繁雜,包括五大科(邏輯學、西藏藝術及文化、梵文、醫藥及佛學)及五小科(詩歌音樂戲劇占星術、修辭、同義字研究),其中佛學又細分為五類——般若波羅蜜多(大智慧)、中觀、律儀、阿毗達摩(玄學)和邏輯及認識論。[3]

1947年,前攝政熱振活佛因被指控發動武裝政變而遭攝政達扎活佛逮捕,並很快死於獄中。丹增嘉措當時由兩位稱廈訓練辯論。[7]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時該政府尚未能控制中國西部、南部等大片地區,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1949年11月2日,噶廈致函毛澤東,表示希望進行會談,並派孜本夏格巴、孜恰堪窮土登結波二人為代表。兩人在香港辦理簽證時,獲得中央人民政府通知:即將到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將與他們會談。中央人民政府方面代表聲明:西藏的國防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承認上述條件後,噶廈派出代表們為了作出決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廈表示無法接受,由此和談未能進行。

1950年8月15日藏劇節前夕,西藏察隅發生8.5級大地震。不久後的1950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成立一周年之季,宣布要「和平解放西藏」。同噶廈的和談破裂後,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1950年10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四萬餘人分八路越過金沙江,進入當時由噶廈控制的康區西部,向其首府昌都進攻,八千餘人的藏軍主力戰敗。兩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向昌都進軍,朵麥總管(即昌都的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及其手下士兵投降。[10]同日,噶廈向聯合國秘書長呈交報告:「西藏人民已清楚無力阻擋中共軍隊的前進,西藏人已應允與共產黨政府進行和談。雖然長久熱愛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戰勝熟練於戰爭的共產黨軍隊的希望並不大,但我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侵略行為,聯合國是必定會幫助予以抗擊的。」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力量,在西藏眾多僧侶的要求下,攝政達扎活佛被迫辭職,丹增嘉措提前於10月17日正式親政,處理政教事務。隨後丹增嘉措撤離拉薩,暫赴西藏南部的亞東避難。[7]1951年4月,在擊敗西藏東部和北部的少數藏軍之後,解放軍約幾萬人向西藏中部地區繼續推進。西藏噶廈的代表團不得不前往北京進行和談。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

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團在沒有向西藏噶廈彙報的情況下與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11][12]協議一共十七條,其中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驅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區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統一管理。」協議還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這個文件標誌著剛建立一年多的中央人民政府實現了對西藏的控制。1951年5月27日,達賴喇嘛從北京的廣播中得知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的消息。7月,張經武將軍抵達亞東會見丹增嘉措,並建議達賴喇嘛稍後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同前往拉薩,但丹增嘉措堅持要自己先行啟程。8月,達賴喇嘛返回拉薩。

1951年10月24日噶廈以達賴喇嘛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表示「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班禪堪布會議廳也發表聲明,指出協議「完全符合中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三千餘解放軍進入拉薩。另外,從西藏東部和新疆等地有兩萬餘解放軍進入西藏,以及日土、噶爾等重要地區,隨後又進入江孜、日喀則等地。由此,包括拉薩在內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均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守,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在西藏東部和西部大批集中。至此,中央人民政府實現了對西藏的實質控制。達賴喇嘛後來又派出以噶倫柳霞·土登塔巴為首的致敬團到北京向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致敬,受到毛澤東等的接見。

 
毛澤東1954年致十四世達賴書信

1953年,達賴喇嘛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4年,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達賴喇嘛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還會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13]會議結束後,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參觀了中國內地的工業建設等情況。

1956年11月,丹增嘉措接受印度政府的邀請,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一起前往印度參加佛陀兩千五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由於《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並未涉及西藏以外的各藏區,故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經在西藏以外的四川省青海省甘肅省雲南省藏區開始試辦民主改革,劃分階級成分,開展階級鬥爭,這些藏區局勢緊張,從而影響了西藏的局勢[14],丹增嘉措在印度期間曾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求助,尋求可能的政治庇護,周恩來專程飛到新德里和丹增嘉措三次會談。丹增嘉措最終接受了周恩來和尼赫魯的建議返回西藏。[15]1957年丹增嘉措返回西藏時,西藏的騷亂已成不可控制之勢。[16]

1958年,丹增嘉措遷入羅布林卡新宮居住,以迎接大考。1959年初,24歲的達賴喇嘛遷往大昭寺參加祈願大法會和最終的大考,以優異的成績獲拉讓巴格西。[3]

流亡印度

 
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的主教室

1959年,譚冠三邀請剛得到學位的達賴喇嘛一同欣賞歌舞,中央官員的多番催促確定表演時間,丹增嘉措最終選定3月10日。藏族群眾里擁護達賴喇嘛的人擔心達賴喇嘛遭中共綁架,遂於3月10日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勸阻他赴約,並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共離開西藏。武裝衝突開始後,3月17日解放軍開始炮擊藏族反抗武裝占據的羅布林卡,當天深夜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飛往印度實際控制的達旺地區,開始了他長年的流亡生涯。[17][18][19]後來,流亡藏人將3月10日視為正式起義反抗中共的紀念日——西藏人民起義日。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上,達賴仍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59年丹增嘉措逃離西藏後,在西藏設立的政府要員也流亡印度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因此被稱為「小拉薩」。流亡政府成立後,丹增嘉措安置隨同他流亡國外的近80,000名西藏難民從事農業生產。他創立了西藏教育體系,讓西藏兒童學習他們的語言歷史宗教和文化。藏族表演藝術學會成立於1959年,由印度政府成立的西藏研究中央大學成為在印度的西藏人大學。[20]他支持重建200所藏傳佛教寺院,以維護教義和藏族生活方式。

從1950年代晚期到1974年,達賴喇嘛每年獲得中情局西藏項目的18萬美元資助。這些資金是給他個人的,但是將多數用於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動,資助外交官員遊說國際支持[21]。而中情局西藏項目年預算超過170萬美元,而1952年西藏自治區政府的總收入僅為1300萬人民幣[22]

丹增嘉措呼籲聯合國正視西藏問題,促使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的三項決議。這些提案要求中國尊重西藏人權與西藏人民族自決的願望。[23]

1963年,他頒布一份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民主化憲法草案(名為「流亡藏人憲章」),憲法西藏流亡議會——就是流亡印度的難民選出來的,並由西藏國會選出西藏流亡政府。憲章還規定了其人民擁有言論信仰、以及集會自由。

對外聯繫

 
1993年,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達蘭薩拉

1987年9月21日,丹增嘉措在華盛頓國會人權問題核心小組會議上,就西藏未來地位問題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該計劃的部分內容包括把整個受西藏文化影響地區(大藏區),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東北部的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薩姆(和平區)(包括西藏自治區,四川西部,雲南北部一小部分,青海省全省和甘肅南部與中部小部分)。停止中國的人口遷移政策並遷出所有中國(非藏族)在大藏區內的定居者。他還要求尊重基本人權、民主和自由並結束中國利用西藏生產、測試和處理核武器,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最後他敦促「認真談判,竭誠磋商」有關西藏的前途問題。[24]

1988年6月15日他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大廈一個會議廳舉行記者招待會,並且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即「七條建議」。其內容包括為:西藏是一個民主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一種聯盟關係。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西藏政府在國外也可以設立外交辦事處。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權宣言。西藏政府自行投票選舉執行首腦,西藏政府所在地是拉薩。西藏的社會經濟體制應由西藏人民自行決定。西藏政府禁止核武器的製造、試驗、儲存。通過地區和平會議來使西藏地區成為非軍事化地區。

1991年10月他表示願意回到西藏,試圖與中國地方政府形成相互評估情況。此時,他擔心會發生暴力起義,並希望避免。[25]

1996年5月,丹增嘉措頒布禁令禁止格魯派信眾繼續崇拜多傑雄登,他認為,一、雄天信仰被歷代修行者及十三世達賴所反對,修持雄天法會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二、雄天信仰者反對寧瑪派的教典,違反不分教派的尊重精神;三、藏傳佛教應該要皈依三寶,依止那爛陀寺的傳承論典,而不是西藏傳統祭祀天神的風俗習慣。他並且警告,依止「雄天」的話,將會損害師徒的關係,使上師的壽命縮短。[26]雄登的信徒被拒絕參與格魯派的法會與灌頂,除非他們表示放棄雄登信仰。

流亡社區的藏人被要求簽名表示不崇拜多傑雄登,拒絕簽名的信眾和僧侶遭到了迫害和攻擊。這導致了1996年10月雄天宗的僧侶在達蘭薩拉舉行史無前例的遊行要求信仰自由。這一爭執至今仍未解決[27]。1997年,達賴的好友洛桑嘉措英語Lobsang Gyatso (monk)由於公開反對雄天,在達蘭薩拉遭到謀殺。同時學院中的三位僧侶,也在達賴喇嘛辦公室的附近,遭到襲擊,身中十六刀而死亡。印度警方相信這是由雄天宗所發動的暗殺行動,這也造成了雙方立場的進一步激化。

2005年7月6日周三丹增嘉措慶祝他70歲生日。大約一萬名西藏流亡難民、僧侶和外國遊客聚集在他的家。俄國東正教會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說「我高度珍視東正教和藏傳佛教及其信徒們良好的關係,並且住祝願藏傳佛教在未來取得進一步發展」[28]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晚上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出席了慶祝丹增嘉措的生日並題字「與愛和智同行70年」(Traveling with Love and Wisdom for 70 Years)。丹增嘉措曾三次訪問台灣,包括在1997年、2001年及因台灣八八風災而在2009年8月30日第三度訪台

丹增嘉措試圖返回西藏,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先決條件才會返回。但是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拒絕[29]。2005年7月5日中國拒絕了他在他的生日時返回西藏的要求。儘管有人擔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可能在當地政府對西藏和周邊地區引發暴動[30]

2011年3月10日,丹增嘉措呼籲境內的、流亡的藏族民眾與海內外漢族民眾和解:

自古以來,藏漢民族睦鄰友好,如同兄弟般時代相處。如果僅僅因為某些政治領導人的行為,造成民族間的仇恨,甚至發生暴力衝突,將是雙方的慘痛,也將在歷史上留下污點。希望全體藏人堅守非暴力的優良傳統,保持與漢族同胞及各民族友好相處。尤其是,在境外藏、漢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取得成果的同時,境內藏人也應創造條件,加強與漢族同胞之間的接觸、了解,並建立友誼。[31]

同時表示在流亡藏人中建設民主制度的夙願:

年輕時,我就抱有引導西藏政體走向民主化的心愿,因此,在承擔西藏政治責任之初,我就嘗試了基層的改革;流亡期間,又經過各種努力,如今,在「流亡藏人憲章」的框架下,民眾可以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和噶倫赤巴(行政首長),實現了名副其實的民主[32]

3月14日,丹增嘉措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稱為推進民主制度,「不再擔任領導人的職責、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政治權責。」[33]

社會和政治態度

冷戰時期

1951年和中國簽訂西藏和平解放17點協議以後,丹增嘉措被認為曾經支持建立了名為西藏抵抗運動的組織。1956年武裝抗爭在安多及甘孜爆發並蔓延到西藏中部地區。運動失敗後丹增嘉措被迫流亡印度。

1998年10月,達賴喇嘛政府承認,在1960年代他們每年透過中央情報局從美國政府獲取170萬美元的資助,並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訓練游擊隊員,但是否認了達賴喇嘛從中央情報局每年得到18萬美元的個人開支。[34][35]

大藏區自治

1970年代初美國承認中共當局可代表中國以後,丹增嘉措開始改變策略轉而尋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實現他提出的「大藏區真正的自治」,以及保護西藏的「人權、民主和傳統文化」的主張。

丹增嘉措提出的大藏區,包括1950年由噶廈管理的西藏地方及已建省的青海、西康等地,囊括了中國境內藏族聚居的所有地區。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240萬平方公里,約占現代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36]

西藏流亡政府已經和中國政府進行了數次磋商[37],但是中共視達賴提出的「大藏區真正的自治」的主張為追求實質性藏獨[38],不接受他的主張,故而磋商無實質進展。

在1987年9月21日,丹增嘉措在華盛頓對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出「西藏和平五點方案」[3][39]

  1. 將整個西藏轉變成一個和平區。
  2. 中國應停止其移民政策,此一政策正直接威脅到西藏做為一個民族的生存。
  3. 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
  4. 恢復及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應停止以西藏做為核子武器的生產基地以及核廢棄物的堆積場。
  5. 中國及西藏應著手就西藏未來地位以及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積極的磋商。

1988年6月5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丹增嘉措提出了更加細化的「七點新建議」。主張西藏和中國政府聯盟的民主自治政體,在非政治領域自治,外交交給中國政府,中國可在西藏留有少數防衛性軍事設施。[40]

在近來的公開場合,丹增嘉措則主張將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國中央政府,並否認有將漢人從藏區遷徙出去的計劃[41]

丹增嘉措雖然主張中國境內的藏區都進入大藏區,但從來未有把藏南地區和其流亡政府中心達蘭薩拉納入大藏區的計劃。

2008年6月4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阿魯納恰爾邦達旺領土,中國所宣稱的藏南,是印度的一部分,他承認1914年藏、印代表及西藏簽訂的《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 [42]

眾多媒體傳聞其於2009年接受印度國籍。[43] 對於印度著名政治活動家莫迪對達賴加入印度國籍的熱情邀請,達賴的回應為:「我很高興成為印度的公民。不過如果大家對於此事(促進和平思想和非暴力思想的傳播)的參與,是認真積極的,那麼比我取得國籍,更值得高興。」最終其未加入印度國籍。

2010年9月20日,達賴喇嘛向媒體表示,有信心持中國護照重返西藏。一再強調無從中國分離的野心。[44]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則稱達賴是把「西藏獨立」由「一步到位」變成「分兩步走」,其實質依然是分裂中國。[45]

全球的政治態度

軍事

丹增嘉措反對使用和貯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且支持裁軍及非軍事化。1998年丹增嘉措表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案,禁止任何形式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46]丹增嘉措反對包括伊拉克戰爭在內的所有戰爭。他譴責發動戰爭爭奪世界強權並且認為這是過時的老辦法。[47]

意識形態

丹增嘉措十分贊同卡爾·馬克思反對剝削、關心貧窮的無產者的理念。他表示:「馬克思在經濟學上不僅僅追求利潤,也關心怎樣將利潤平均地分配給大家,讓所有人享受這些利益。在實踐中,從哲學的角度、世界觀的角度,馬克思強調世界上沒有救世主,這和佛教的理念一樣……如果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者去作比較,我是支持社會主義的。」他認為前蘇聯、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並非真正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蘇聯的失敗也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是極權主義的失敗。他稱自己為「半個馬克思主義者,半個佛教徒」。在歐洲,許多社會黨人聽了他的演說之後都爭相上前與其握手。 [48][49]

全球的社會態度

達賴喇嘛支持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從而為加強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和道德力量做貢獻。[50]他還持有現代科技優於古老宗教的觀點。[51]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觀點認為,口交手交肛交佛教教義中和對於佛教徒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社會應該對同性戀持寬容態度[52],他還曾經談論過關於同性戀的話題:「如果兩個人都對自己的貞潔負責,並且沒有人在其中受到傷害,為什麼不能接受呢?」[53]但是根據傳統,達賴喇嘛鼓勵採取預防和避孕措施,堅持強調同性戀和墮胎和強制墮胎政策是錯誤的,但是也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要拘泥於佛教或其他哲學或宗教的教條。

墮胎

丹增嘉措反對墮胎[54],但他並非強烈反對的人士,他曾向《紐約時報》解釋道[55]

當然,墮胎——從一個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總的來說是一種謀殺和消極的行為。但它還是依情況而定的,假如這個小生命會給其父母帶來嚴重的問題,這就有例外了。我認為應該立法規定在具體的情況下是否允許墮胎。

環境保護

他同樣十分關注環境問題:

在全球范圍內,生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我聽說一些國家很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這很好。這藍色的星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如果我們這一代做了什麼錯事,那麼下一代就必須面對很多問題了,而那些問題不是人類能力可控制的;因此,情況十分危機。生態學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達賴喇嘛,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校區,2006年9月19日

近年來,他還積極參與國際野生物種保護運動,包括利用宗教號召人們拒絕虎皮、豹皮的衣服。[56][57]

武器管制

2001年,他談到武器管制和自衛的問題[58]

一個小女孩想知道面對一個持槍指向她同學的匪徒應如何反應,達賴喇嘛會說暴力行為也應被祈禱致意,也應寬恕那個行兇者;但如果有人持槍威嚇著要殺了你,那麼你用槍反擊射向他是理所當然的;但不要射他的頭,那是毀滅性的傷害。最好射他身體的其他部位,比如腳。

——西雅圖時報,波特蘭,2001年5月15日

藏區連環自焚事件

多維新聞報導,達賴喇嘛2012年3月10日接受了來自美國4家中文網絡媒體的採訪。對於近期藏人自焚頻發,達賴喇嘛表示十分困惑,「我不能說這是正確的,但是由於不知道怎麼界定錯誤,所以也不能說這是錯誤的。如果我說自焚是錯誤的,這將會對自焚者以及自焚者的家人還有留下來的人造成很大的創傷」。達賴喇嘛在接受採訪中表示,自焚者的民族勇氣是十分了不起的。但他絕對沒有鼓勵,也不鼓勵他們去採用自焚的方式來抗爭,原因是以當局此前的反應看,這類行為的效果是值得懷疑的,跟付出的代價是不對等的。此前達賴喇嘛不僅對自焚事件不表示反對,還舉行「特殊法會」,並帶頭絕食一天,以表示對自焚事件的聲援。他還表示,「他不鼓勵喇嘛以自焚的舉動表達訴求」,「毫無疑問,這些喇嘛自焚是需要勇氣的,但只有勇氣是不夠的,還得運用智慧」。[59]

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

有中方媒體宣稱達賴稱釣魚島為尖閣列島,指責他出賣中國領土給日本美聯社在重新審聽記者會錄音後表示,達賴喇嘛並沒有使用尖閣列島的稱謂,僅僅用那些島嶼來表示日中兩國具有爭議的島嶼。[60][61]

活佛轉世

2014年,丹增嘉措接受德國媒體訪問,表明希望在他這一世停止轉世。在2019年,他到達根敦朱巴過世的年齡(83歲)時,將會詢問各宗派意見,決定是否中止達賴的轉世傳承[62]

達賴喇嘛在其官方網站發表公開聲明稱西藏原始苯波教和佛教都主張前後世之說,藏人也普遍相信前後世的存在。西藏轉世認證制度有同續轉世、業願轉世、受教或加持轉世等多種轉世的認證來保證延續上世的傳教利眾事業。金瓶掣簽是滿清政府應西藏政府請求出兵驅逐廓爾喀軍隊之後,以完善西藏行政的名義制定《二十九條章程》決定的,以此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呼圖克圖的轉世,實際只有幾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及部分其他喇嘛經此認證。稱自己因在1939年認證為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時,西藏與中國之間的「供施關係」已經斷裂而沒經「金瓶掣簽」的程序。借用阿沛·阿旺晉美之言否認有關他轉世及坐床的謠言。稱中國當局借《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對轉世認證的傳統「強加種種不合理的做法」,在全體藏人心中造成「難以癒合的創傷」,中共待他圓寂並預謀私自認定他的轉世。

聲明轉世及其認證是轉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緣,絕非由他人強制、壓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況下產生;政治領導以權力干涉轉世認證,尤其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轉世「極為不妥」;到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諮詢各宗派的大喇嘛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最後對由任何政治權威選出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表示堅決反對。[63]

國際影響

 
2001年5月23日,在白宮與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交談

丹增嘉措會講英語,成功地贏得了眾多西方民眾對西藏前途自決的同情,包括許多好萊塢名人和全球眾多知名藝術家的聲援,其中最著名的是演員理察·基爾、沙朗·斯通和史蒂芬·席格,其中史蒂芬·席格多次擔任丹增嘉措出訪時的保鑣,也獲得多個主要國家立法議員的支持。

從1967年起,丹增嘉措開始了一連串對46個國家的訪問。1973年在梵蒂岡他會見了教皇保羅六世。他表示願意與梵蒂岡元首教宗若望保羅二世會晤。教宗同意並在1980年與他會面,並於1982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2003年會面。他還會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倫西博士和倫敦其他聖公會領袖。他也會見了猶太教和天主教的高級官員。1987年2月他接見了日本奧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其後又曾數次會面,並幫助奧姆真理教獲得免稅待遇。[64]丹增嘉措還與兩位前納粹成員[65]布魯諾·貝爾格和海因里希·哈勒保持經常性的接觸和友好關係。目前他已同俄國東正教會建立關係。

立陶宛總統維陶塔斯·蘭茨貝爾吉斯邀請他在立陶宛國會講演,他是第一位被邀請的外國領袖。他與印度的關係素來密切,並與聯合國和美國建立了關係。2001年,丹增嘉措非同尋常地在北京幕後施壓後被拒絕訪問韓國[66]

在國際社會的敦促下,中國從2002年9月以來與丹增嘉措特使就西藏問題進行了六次不公開的談判。[67]

丹增嘉措常被中國共產黨政府譴責為西藏獨立的支持者。然而他近來主張西藏在中國範圍內實現自治,認為把西藏留在中國,更有利於西藏經濟的發展,但西藏的內政、文化需由藏人來處理。他否認有將藏區漢人遷徙出藏區的計劃,實為不同意漢人繼續移居藏區並逐漸成為當地的大多數[41]

2005年4月18日,《時代》雜誌將丹增嘉措列為世界100位最有影響的人之一。

2007年10月,在國際顧問公司Creators Synectics的「在世天才百強榜」排名第26位。[68]

2007年2月,丹增嘉措接受埃默里大學授予的總統傑出教授職位,為其第一次接受學院授予的教職。此後,他在密西根大學柯蓋德大學、里海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發表公共演說。

在2015年的美國全國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英語全国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上,美國總統貝拉克·歐巴馬歡迎達賴喇嘛的演講被指激怒中國和印度。[69]


獲獎紀錄

 
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金質獎章

被授予的榮譽(選錄)

 
14世達賴喇嘛於獲頒美國國會金質獎章典禮上與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

完整紀錄請查閱 Award & Honors: 1957 - 1999Awards & Honors: 2000 - 2010

諾貝爾和平獎

1989年,丹增嘉措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的主席表示「這同時也是對甘地的貢獻的緬懷。」他被正式的授予獎章因為委員會希望承認他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他在獲獎演說中批評中國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使用武力鎮壓。他強調學生們的努力並不是徒然的。他演說的重點是繼續使用非暴力手段和他與中國政府對話解決當前狀況的願望[77]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的互動

2010年5月21日,應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小說家王力雄的邀請,在紐約訪問的達賴喇嘛通過Twitter平台,回答了中國網民提出的九個問題。這些問題先前通過Google匯問英語Google moderator收集並按投票支持排序。達賴喇嘛表示,希望這樣的交流能夠經常進行。[78][79][80][81]

在2011年1月4日與漢族民眾交流的過程中,達賴喇嘛談道:

2008年的西藏事件發生之後,有更多的中國人關注我們,在過去兩三年里,我在不同的地方至少與三百多名中國知識分子會面交流。所以,漢藏民眾之間、漢藏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接觸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大裨益。當然,開始見面時,也有人表情不那麼和睦,然而透過多次交談,相互了解之後,會變成好朋友。今天,我們透過網絡視訊相互提問、交流,這樣的互動有很大的意義。我平常與華人和西方人談話時,會提到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的制度需要透明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就西藏問題而言,如果社會機制和決策機制等完全透明,我們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我們尋求的是一個互利雙贏的局面,從未有過我勝他敗的想法。[82]

評價

正面

負面

佛光大學教授謝劍以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落差來統計西藏和全中國大陸的藏族人口變動,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間人口不增反減,亦表示西藏人口因長期由於宗教原因而於兩百年間內都沒有明顯增長,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區從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國大陸為從2,775,622下降至2,504,628,並在1964年開始穩定增長。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全中國,認為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另外他亦對達賴喇嘛的七百五十萬漢人移民西藏說作出質疑,認為從漢人體質及西藏現有的交通體系來說是不可能的[83]

華人學者徐明旭對西藏流亡政府聲稱的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提出質疑:「如果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也就是消滅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麼西藏人口從剩下的一百八十萬增加到六百萬,竟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了二點六倍!這從醫學上、生理上說,是驚人的奇蹟。對此奇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後,對剩下的藏人予極其優厚的醫藥條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會相信這一解釋;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種解釋: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是個「彌天大謊」。」[84][85]

美國歷史學家、藏學家譚·戈倫夫英語A. Tom Grunfeld說:「達賴喇嘛一直譴責中共在學校裡面用漢語上課,但是這話讓人聽起來感到虛偽,因為達賴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學校里用的是英語。」[86]:301-306頁

個人著作

  • 《轉化心境》:2001年,都會脈動,ISBN 978-957-30961-2-2,EAN 9789573096122
  • 《達賴喇嘛談心經》(Essence of the Heart Sutra)2004年,圓神出版社,ISBN 978-986-133-007-5,EAN 9789861330075
  • 《新覺醒》:2004年,春天出版社,ISBN 978-986-7494-14-6
  • 《108問,與達賴喇嘛對話》(Mitgefuhl und Weisheit. Ein Gesprach mit Felizitas von Schonborn):2006年,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ISBN 978-986-7574-67-1,EAN 9789867574671

文藝作品

記錄片

  • 《西藏之夢》(Dreaming of Tibet)
  • 《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 《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ers and Magicians)
  • 《真師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 《憤怒的僧侶》(Angry Monk)
  • 《達賴喇嘛》(中國中央電視台,1997年)
  • Experiencing the Soul - Before Birth During Life After Death (2005)
  • What Remains of Us (2004)
  • What Remains of Us (Ce qu'il reste de nous) (2004)
  •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1999)
  • In Search of Kundun with Martin Scorsese (1999)
  • The Good Heart (1998)
  • Realizing Oneness in All Humanity -達賴喇嘛
  • 達賴喇嘛文化復興》(Dalai Lama Renaissance,2007年[87]

電影

  • 《達賴的一生》(Kundun):1997年,馬丁·斯科塞斯
  • 《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1997年,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

書籍

  • 《西藏七年與少年達賴》:1997年,海因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大塊文化,ISBN 978-957-8468-09-2,EAN 9789578468092
  • 《最後的達賴喇嘛》:2000年,林照真,時報文化,ISBN 978-957-13-3263-5,EAN 9789571332635
  • 《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 coauthored with Howard C. Cutler, M.D. ISBN 978-0-9656682-9-3
  • 《工作更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3》, coauthored with Howard C. Cutler, M.D. ISBN 978-1-59448-054-6
  •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SBN 978-1-57322-883-1
  • A Simple Path ISBN 978-0-00-713887-6
  • How to Practice: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ffrey Hopkins, Ph.D. ISBN 978-0-7434-5336-3
  •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0 ISBN 978-0-349-10462-1
  • An Open Heart, edited by Nicholas Vreeland. ISBN 978-0-316-98979-4
  • The Gelug/Kagyü Tradition of Mahamudra, coauthored with Alexander Berzin. Ithaca, NY: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7, ISBN 978-1-55939-072-9
  • The Wisdom of Forgiveness: Intimate Conversations and Journeys, coauthored with Victor Chan, Riverbed Books, 2004, ISBN 978-1-57322-277-8
  • Tibetan Portrait: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photographs by Phil Borges with sayings by Tenzin Gyatso. ISBN 978-0-8478-1957-7
  •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a Meaningful Life, Twin Lakes, Wisconsin: Lotus Press, ISBN 978-0-940985-36-0
  • My Tibet, coauthoured with Galen Rowell, ISBN 978-0-520-08948-8

注釋

  1. ^ 丹增嘉措出生時,青海處於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親近軍閥馬麟的控制下,馬麟同時也被國民政府委任為青海省政府主席[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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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 五點和平計劃是翻譯自達賴喇嘛的個人網站,大藏區的具體地理位置和範圍是摘自西藏流亡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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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官方媒體罕見長文斥達賴以自治之名行分裂之實
    • 如果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不能在其領土上駐軍,允許其管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保持外交關係,也就無主權可言。所以,達賴喇嘛主張的「真正自治」,實質上是要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擁有的主權。
    • 「真正自治」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西藏獨立「三步曲」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即第一步通過談判先回到境內來,因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國外搞了幾十年的西藏獨立活動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大多數西藏獨立活動猶如隔靴搔癢,所以要回到西藏本土來,使西藏獨立活動變得更直接、更有影響、更易見成效。第二步是通過「真正自治」實現奪權。第三步是通過「全民公決」最終實現大西藏獨立的夢想。
    • 無論是達賴喇嘛的西藏和平五點計劃,還是斯特拉斯堡「七條建議」,就連達賴身邊的人都承認「……我們先求自治,然後把中國人趕走……(達賴的弟弟丹增曲傑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的表示)」以及「……達賴喇嘛西藏和平五點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建議的要求,無異於西藏獨立……(中國《西藏雜誌》編輯頓珠次仁在2004年撰寫的《越過希望與想像解決西藏問題》文中語)」。
  39. ^ 達賴喇嘛:西藏和平五點方案
  40. ^ 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
    • 包括後藏、康區安多的西藏,將在經過人民同意的法律基礎上成為一個民主的自治政體。這個政體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盟;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以保有負起西藏外交政策的責任,然而西藏政府在宗教、商業、教育、文化、旅遊、科學、運動及其他非政治領域將以外交辦事處來推展及維持對外關係。在這個範圍內,西藏將會成為國際專業組織的成員;
    • 西藏政府將會在憲法或基本法的基礎上成立。基本法將會規定負有保障經濟平等、社會正義和保護環境等責任的民主政府的組織結構;
    • 西藏政府必須要加入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際人權宣言」以保障個人自由,西藏政府有特殊的義務以維護和發展宗教;
    • 政府將會由經由全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國會和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所組成。政府所在地將設在拉薩;
    • 西藏政府將頒定嚴格的法令以保護野生動植物。天然資源的開採將受到嚴格的管制。核子及其它武器的製造、試驗和貯存應該全面禁止;
    • 將來將會召開一個區域性的和平會議來確定西藏為非軍事區,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和平避風港。在此類會議召開之前,以及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數的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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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 《事實與真相——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作者:唐家衛,2003年4月,中國藏學出版社,ISBN 978-7-80057-612-6
  • 《流亡中的自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自傳),翻譯:康鼎,1992年,台灣聯經出版社,ISBN 978-957-08-0521-5
  • 《天葬:西藏的命運》,作者:王力雄,1998年,香港明鏡出版社,ISBN 978-1-896745-54-1
  • 《喇嘛王國的覆滅》,作者:梅·戈爾斯坦,翻譯:杜永彬,2005年,中國藏學出版社,ISBN 978-7-80057-725-3
  • 《達賴喇嘛轉世》,作者:陳慶英,2004年,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ISBN 978-7-5085-0396-7

網頁

外部連結

參見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出生於: 1935年7月6日
前任:
土登嘉措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1950年至今
現任
官銜
新官銜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6年-1964年
(1959年-1964年由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代理)
繼任:
阿沛·阿旺晉美
(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