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所制

衛所制明朝的最主要軍事制度,為明太祖所創立,其構想來自於隋唐時代的府兵制[1]

明政權在與元朝及元末群雄爭戰期間,軍制不定。其按照軍隊的來源區分,有諸將原有之兵(即所謂從征),有元兵及群雄敗兵歸附成軍,有獲罪而謫發的罪人成軍,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由戶籍中抽丁成軍,稱為籍選,亦即垛集軍。垛集法傳承自元代的正軍、貼戶制[2],為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之原則所徵之兵[3]。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其他軍制方式;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強使民為軍的方式,不過都屬於少數;就有明一朝而言,衛所制是明朝廷最主要的軍制。

衛所的設立及軍戶制度

前元朝戶部尚書張昶於大明中書省參知政事任內[4]最早提出衛所[5][6]。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衛[7]。一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8],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調發從征,無事則還歸衛所。此法的實行,須有一套能保障軍隊數目的戶籍制度配合,來維持衛所制的運行。

明代的衛所兵制,實乃吸取中國歷史屯田經驗,參照唐朝「府兵制」創建的,一種「寓兵於農」[9],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明太祖誇口說:「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10]

軍戶即戶籍種類屬軍籍之戶,初期的來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軍戶,二是現役軍人之戶,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無法除軍籍的。儘管如此,日久軍戶仍日漸減少,龐尚鵬主張:「清查隱佔,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為目前急務.」[11],因此後來有使因犯罪而充軍者入軍籍之方法,被稱作恩軍長生軍

元代禁衛軍制,每三軍戶擇一丁正軍,其他兩戶的丁男稱作「餘丁」或「軍餘」,餘丁平時與軍餘狩獵、遊牧,戰時與正軍出征,明朝則改為耕種軍屯田,日久軍官累功策封頗多,所領祿田多由兵丁耕種,原設計支撐戰時軍糧的軍屯產出,都拿來發放世襲軍官俸祿,軍戶役男屯田勤務,日益沉重,相對其他四民丁役,不謂不重。

軍戶的負擔及軍人的生活

明代對於民戶「三十稅一(相當於3.33%)」的低稅負社會,完全建立在對於軍戶勞動力的剝削之上,原因是軍戶以自身勞動力承擔了幾乎全部的軍隊養護消耗。建文永樂削藩之後,洪武年間建立的作為配套措施的「藩王及公侯監軍制度」被破壞,新制度一直未完善,軍戶負擔益重、生活水平愈加低落。軍戶的主要義務,包括出一丁男赴衛所作正軍,正軍以外的子弟稱作餘丁軍餘,至少要出一名餘丁隨行正軍赴衛所,以給養其生活。由於軍戶承擔了義務兵役以及給養正軍的勞役,故得由國家授予田地,且免除正軍、在營餘丁及在原籍一丁的差役,以保障軍戶生活並供給正軍。然而沒有充分的監督,導致軍戶權益日益被侵犯,負擔沉重、生活困苦。正軍赴衛所的發派地點,多以距離原籍地遙遠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長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給役卒帶來不少額外的消費及病痛之苦。正軍服役於衛所,必須帶妻同行,以安定生活並生兒育女,每一軍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糧,武器由國家雇傭工匠生產;但實際情形則常分配不足,只有行軍時發給口糧,衣裝仍須自備。軍士在營,分成守備和屯田二種義務,比例不定、按時輪流,屯田者須固定上交糧食以供給守備軍及官吏,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衛所官侵占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之事,已經常發生[12],該目標變得難以達到、軍戶制也失去了公正性和有效性[13]


一般正軍身死,即以戶中壯丁補充,但由於軍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計47,986人[14],因此有根補勾補等方法。「根補」即抓回逃軍,「勾補」則由其戶中以丁補,但此舉既擾民又擾官,縣裡承擔追捕的任務、增加了公務負擔,亦有軍官藉此貪污、為害鄉里,而且逃兵數量有增無減。正統三年(1438年),逃亡官軍竟達1,633,664人[15];此時明朝廷開始有募兵之舉。[16]正德十四年吏部尚書王瓊上疏:「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17]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僅有兵士九十七萬。軍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與其社會地位的低落亦有關[18],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較重視軍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軍人地位就大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軍,使得軍人的形象更為低下。嘉靖年間,有些衛所逃亡軍士達到在籍軍士70%左右。[19]至16世紀初,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的80%,許多邊地駐軍只剩下一半。[20]如影響所有民間秘密宗教的羅教創始人羅思孚,本是一名戍軍,後來找人頂替之後,才離開軍伍。

嘉靖時期,邊患嚴重,急需兵力,朝廷改採募兵制。[21]募兵不同於衛所軍,不世襲,來去相對自由。但由於募兵制破壞了早期衛守制「兵帥分離」的構想,內閣必須將兵權下放於將領,明朝廷無法完全掌控募兵制制度下的兵權,尤以戚繼光的「戚家軍」更為有名,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的國家軍隊形制逐漸轉變成為了分散中央集權、軍隊從屬於個別軍官的子弟兵勢力。

破敗

衛所制代有世兵制及屯兵性質,指揮使以下世襲,日久則軍官、將官眾多,底層軍戶無論生活壓力,或戰事兵役皆遭遇壓迫,終難避免歷代兵制的輪迴。明初舉國衛軍270萬,不費百姓一粒米。最終仍如王船山評斷府兵制之言:「府兵者猶之無兵也」

清初衛所

因衛所並非單純的軍事組織,也同時是地方行政組織,在明末兩京十三行省過渡到清初的十八行省期間,衛所才陸續被淘汰。

參考文獻

引用

  1. ^ 陳文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年《明代衛所的軍》
  2. ^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87年
  3. ^ 林天蔚
  4. ^ 《明太祖實錄》卷九九《劉基傳》 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
  5. ^ 羅梅因·戴樂:《衛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頁
  6. ^ 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敗政》,第287—288頁。
  7. ^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劉基傳》載:「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明史》(卷90):「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衞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衞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餘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今區別其名於左,以資考鏡。」
  8. ^ 佘一元編《山海關志》:「明初建關,設一衛、十千戶所,領軍萬人,以侯伯統之。」
  9. ^ 《明史》卷五十三《食貨志一》
  10. ^ 《續文獻通考》卷一二二
  11. ^ 王毓銓在《明代的軍屯》道,「開種拋荒屯田,給開種者永為己業,從嘉靖以後幾乎成了救止屯軍逃亡,屯田拋荒的最重要的方法。」
  12. ^ 正統六年(1441),尚書王驥奏稱,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良田為官豪所占」,「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正統九年(1444),大寧都司官軍都指揮僉事田禮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頃有奇,遞年不輸子粒」。弘治年間,陝西榆林地區管屯官,「侵奪屯田,隱佔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強霸耕,不納子粒,往往均攤於諸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賠」,「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
  13. ^ 《明宣宗實錄》卷七十六
  14. ^ 《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九
  15. ^ 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19頁。
  16. ^ 《明史·兵志》載:「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余、民壯願自效者,陝西得四千二百人。」
  17. ^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六十四
  18. ^ 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在這個國家中,也許沒有哪個階層比這些士兵更為卑賤和懶散了……平時,他們抬轎、餵馬,像奴僕一樣受人役使。」,第89—90頁。
  19. ^ 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廣東兵防官考》
  20. ^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17頁。
  21. ^ 《明史·兵志》載:「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余、民壯願自效者,陝西得四千二百人。」范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二載:浙江有戎行39總,其中募兵有27總,占69.2%。

書籍

  •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兵〉,《史語所集刊》,48:2(1977),頁177-203。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