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

鴉片
Opium pod cut to demonstrate fluid extraction1.jpg
罌粟果實割破處流出的汁液
名稱 鴉片
植物 罌粟
提取物 罌粟汁
來源 中南半島
有效成分 嗎啡可待因
主要產地 阿富汗(半成品),巴基斯坦
北印度泰國寮國
緬甸墨西哥哥倫比亞
匈牙利
中國人在服食鴉片中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鴉片阿片英語:opium),俗稱大煙阿芙蓉阿拉伯語:Afyūm)或福壽膏,屬天然麻醉抑制劑醫學上作麻醉性鎮痛藥;非科學研究或非醫用,則歸類於毒品

作為毒品,傳統用於鴉片的吸毒工具有煙簽、煙燈、煙槍等,一般將生鴉片加工成熟鴉片,然後搓成小丸或小條,在上烤炊軟後,塞進煙槍的煙鍋裏,翻轉煙鍋對準火苗,吸食燃燒產生的;吸毒人員中菸癮不大者每天吸食10~20次,重者每天百餘次;現在吸毒者常直接吞服鴉片小丸,或把鴉片溶於中直接用針進行靜脈注射

來源

鴉片是從一種原產於小亞細亞之一年生草本植物罌粟」未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後,滲出之白色汁液乾燥凝固而得,含多種鴉片生物鹼,鴉片分為生鴉片和熟鴉片。

生鴉片呈褐色,有些品種則呈黑色;可製成圓塊狀、餅狀或磚狀;一般表面乾燥而脆,裡面則保持柔軟和有粘性,有刺激性氣味——陳舊的尿味,味很苦。生鴉片中除了15%-30%的礦物質、樹脂份外,還含有10%-20%的特殊生物鹼。

生鴉片經加工處理後,成為吸毒者使用的「熟鴉片」。熟鴉片就是生鴉片經過燒煮和發酵後,製成條狀、板片狀或塊狀;其表面光滑柔軟,有油膩感,呈棕色或金黃色,通常包裝在薄布或塑料紙中。吸毒者吸食時,熟鴉片可發出強烈的香甜氣味。

生物鹼可分為三類,即,

  • 第一類是嗎啡類生物鹼,其中又包括三種成份,嗎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約為0.2%;
  • 第二類為罌粟鹼類生物鹼,含量為0.5%-1%;
  • 第三類是鹽酸那可汀類生物鹼,含量為3%-8%。

目前鴉片在世界上的主要用途是在醫療上,每年進口數依各國所需要的數量於海關填寫並繳納藥品進口之後,海關才會同意輸入。一般而言,輸入的都是半熟鴉片。主要的醫療用途是麻醉及染色,也有一些國家允許處方止咳藥裡面含低劑量的鴉片。

危害

鴉片作為藥物使用,長期或過量使用,則造成藥物依賴性;作為毒品吸食,對人體產生難以挽回損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鴉片後,可以初致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產生夢幻現象,導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止則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寒顫、打冷顫、厭食、便秘、腹瀉、身體捲曲、抽筋等戒斷症狀;過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嚴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鴉片在歐洲及中亞有長久的使用歷史,被當成一種藥物。而依照過去的統計顯示,華人最愛吸鴉片(濫用鴉片)[1]。鴉片生理傷害及成癮性與嗎啡、海洛因不同,後二者為高提純、注射型的毒品,相較之下,鴉片對人體危害稍減;酒精、菸草對人體的傷害與依賴性並不亞於未提純的鴉片。

鴉片與中國大陸

唐朝時,罌粟經由大食進貢而傳入中國大陸[2],四川在唐朝已經種植罌粟,叫做阿芙蓉。明朝列為藩屬「貢品」,作為中藥之用,《大明會典》記載藩屬國給明皇室進貢「烏香」,即鴉片,暹羅給皇帝進貢兩百斤,皇后一百斤。《本草綱目》將罌粟列在「穀部第二十三卷」中:「罌粟秋種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葉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結青苞,花開則苞脫。花凡四瓣,大如盞,罌在花中,鬚蕊裹之。花開三日即謝,而罌在莖頭,長一、二吋,大如馬兜鈴。上有蓋,下有蒂,宛然如酒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說萬曆帝喜在深宮之中吸食鴉片,竟有三十年不上朝。

至清朝中葉,罌粟種植遍及全國[3]。同治八年《涪州志》杞載:「遠近有種罌粟,牟利倍蓰。」劉光第在日記《南旋記》中描述涪陵的鴉片種植盛況:「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豌,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4]傳教士理雅各曾從北京由陸路旅行到鎮江,「據他說,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5]

清初傳至民間。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鴉片,此後多位皇帝皆有禁鴉片煙命令,但未嚴格執行,道光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19世紀,英國為了平衡對中貿易逆差、因此英國商人由印度進口鴉片至中國,除了國民健康問題外,清政府更在意進口鴉片造成的銀漏(做為貨幣白銀流失至外國)問題,林則徐等在廣東禁菸,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1860年,中國政府被迫在《天津條約》中將鴉片改稱「洋藥」,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英國在偷竊到中國茶葉及其技術後,於印度種植茶葉,幾乎停止輸出鴉片至中國(已不需要藉由鴉片來避免對中貿易逆差),但此時中國已經學會大量種植鴉片,因而本土鴉片競爭也是英國商家被迫退出原因之一。

到了中國清朝末年,由於各國權貴均認同鴉片危害極大、需要大幅限制,因此清政府與英國成功協議減少鴉片的生產,以禁止鴉片在非醫藥用途,清政府雖確實執行鴉片減產,但鴉片減產的進度隨著清朝的滅亡而停止,鴉片生產再起。而清末民初的中國大陸,鴉片在某些地區甚至成為硬通貨[6],吸食鴉片也仍是許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

臺灣與鴉片

台灣在清朝時代傳入吸鴉片的習慣。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即廣泛栽培罌粟,1879年(明治12年)5月1日薬用阿片売買竝製造規則(鴉片専賣法)施行,購入者及栽培農家由政府登録,鴉片作為日清戰爭的軍需品及政府收入,而臺灣是禁止種植的。1915年嗎啡在日本國內生産成功,滿州及關東州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嗎啡及海洛因最早是被當成鴉片戒斷劑的[7],張學良就曾聽信當時最新的醫學觀點,以注射嗎啡作為戒大煙的手段,反而造成反效果(但在當時,口服嗎啡協助戒斷鴉片也有許多成功例子)。爾後關東軍令里見甫成立里見機関控制青紅幫,以密輸嗎啡鴉片至上海等地作為掌控方式,以此通路鴉片密輸密售至長崎、臺灣等地,故漸禁成效不彰。

台灣日治時代,採取鴉片漸禁的手段:也就是允許台灣人已成癮者登記並購買鴉片,但不允許日本人及未成癮者在非醫療用途使用鴉片,並且以專賣及高昂價格來減少吸食者(原理類似高菸稅可以減少吸菸率);除了將其做為臺灣總督府收入來源外,這種作法是很適當的,而且成為日本鴉片政策最有力的宣傳品。但總督府在輔導成癮者戒除鴉片的努力不足,引起台灣人的不滿,直到鴉片專賣收入大減、發明出由鴉片提煉藥用嗎啡方法及杜聰明等醫學界人士發明低痛苦戒癮方法後,總督府才認真輔導戒癮。

台灣日治時期初期,日本人為了減少台灣人的反抗心理,因此不敢驟禁鴉片,但也大力宣傳鴉片危害,而到了後期,由於日本人相對成功的以價制量及避免未成癮者成癮,吸食者顯著減少,加上總督府在其他方面的收入已經大增,因此台灣財政對鴉片的專賣的依賴也就跟著減少,當時台灣鴉片的進口是由三井物產獨佔。日本在向全球宣告會加速禁絕台灣鴉片後不久,台灣總督府還在1929年1月頒布《改正鴉片令》,特許未登記的吸食者補領許可證[8]。這項法令頒布之後,意外的引起全台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的憤怒(令人意外的原因是抗議人士有不少有吸食許可;而且在不久之前,吸食鴉片仍是許多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日本警察一直會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以確保未成癮者不會進入這種社交場所而染上毒癮,台灣上流社會許多未成癮者為了社交而欺騙總督府說有成癮[9])。然而,連橫卻於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鴉片政策謳歌論》(坊間多稱《鴉片有益論》)辯稱鴉片有害亦有利,其中「台灣人之吸食鴉片,為勤勞也,非懶散也。……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之說,備受鴉片急禁派的台灣人的批評。

歐洲的鴉片使用情況

鴉片在歐洲長期被當作傳統藥物使用,在古希臘時代的希波克拉底蓋倫的著作中,記載了鴉片的療效。

18、19世紀的歐美醫學家仍普遍師從古希臘醫生的看法,把鴉片當作醫治百病的「萬靈藥」,取代西洋傳統醫學較為野蠻的杯吸法、放血療法和醫蛭法。由於當時醫療條件落後,而且對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當時醫生的目標是抑制病痛,而非治癒疾病。在這種所謂醫治思想下,鴉片的麻醉與鎮痛的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進口鴉片,英國醫學協會還設立獎章推動國產鴉片的培育。英國政府一方面把嗎啡含量為4%-6%的印度鴉片出口到中國,另一方面又進口嗎啡含量高達10%-13%的土耳其鴉片用於本國製藥業;英國人一方面視中國人因享樂而吸鴉片是「獨特的東方習俗」,另一方面卻以治病的名義毫無顧忌地把鴉片酊灌進自己的身體。「縱觀整個19世紀,鴉片在英國、西歐和美國被廣泛地應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撲熱息痛(Paracetamol)一樣。在1831-1895年間,英國國內鴉片消費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4%。」[10]

英國沼澤區的民眾濫用鴉片的情況尤其嚴重,用以減輕農業勞動的單調與繁重,以及沼澤地氣候引發的瘧疾、熱症、風濕、神經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當時英國民眾也可輕易地從藥劑師、雜貨店、書店、甚至流動小販,用廉價購買由鴉片配製成的「多弗粉」、「哥羅丁」(chlorodyne)之類的專賣藥。在「鴉片無害」的假設下,當時的英國國民都將鴉片「上癮」的副作用,當作是解脫病痛的代價。此外,當時英國市場亦出售含鴉片成份的「嬰兒保靜劑」,為了減輕育兒的負擔,英國貧民窟的母親、保姆、甚至育嬰堂都樂意對孩子餵食,可以想像當時服用「嬰兒保靜劑」的兒童通常膚色灰白、營養不良,陷於比他們的父母更悲慘的境遇。下流社會的妓女、酒鬼用鴉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會的貴族、學者用鴉片享樂、激發靈感;身為英國國王的喬治三世嗜食鴉片,導致瘋狂,即位的喬治四世同樣具有鴉片癮[11]

維多利亞時代,幾乎每個英國人都在他們生命的某一段時期服用過鴉片[12],服食鴉片就像喝酒或抽菸一樣是生活的一部分[13],可以想像當時鴉片在英倫三島的泛濫程度。

即使有因鴉片中毒致命的事例,當時英國也極少有醫生願意作證把死因歸於鴉片,因為這會牽涉到他的同行,或者會令鴉片藥製品的銷量減少[14]。醫生和藥商支持對華鴉片貿易的言論,只不過是他們在對本國同行包庇縱容的延伸。

有鑑於鴉片在中國的泛濫,英國政府開始立法禁止將鴉片使用於非醫療用途。但直到19世紀末,隨著特效新藥的發明,以及對人類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歐美醫學界才開始破除對「鴉片治百病」神話的迷信,其應用範圍才得到限制。

參見

參考資料

  1. ^ Opium use has fallen in the past century—except in America(包括一張世界各國鴉片吸食率比較圖)
  2. ^ 《舊唐書》載:「乾封二年(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
  3. ^ 光緒朝《東華續錄》卷九十八云:「咸、同以後,煙禁已寬,各省種植罌粟者,連阡接畛,農家習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聽之。」
  4. ^ 來慶葆等:《鴉片與近代中國》,第4頁。
  5. ^ 《領事麥華陀1872年度貿易報告》,見《上晦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玖第257頁。
  6. ^ 鴉片在中國泛濫成災的歷史真相
  7. ^ 1874年《申報》廣告:「由倫敦新到戒菸藥莫啡散多箱,其藥純正而有力,故杜癮之效較為速捷。」
  8. ^ (陳明道2003)
  9. ^ 參見戴寶村,《樟腦、鴉片與專賣制度產業文化展示資料調查》,頁157-158。同一時代的中國,風氣亦是如此,參見謝柏賢,〈晚清同光年間朝野的鴉片觀(1874-1906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36-37。學者許宏彬對於日治時代人們看待鴉片的觀念有獨到的觀察,可參見氏著,〈在記憶的邊緣遇見阿片吸食者〉,收錄於陳姃湲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臺北:玉山社,2012),頁38-39。
  10.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65. ISBN 0312206674. 
  11. ^ Hibbert, Christopher. George IV(1762–183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4. ISBN 0312206674. 
  13.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9. ISBN 0312206674. 
  14.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8-79. ISBN 0312206674. 

外部連結